可能是因为快过年了吧，锅炉房的工人精神很饱满，暖气烧的呼呼热。在家里闷的有点窒息，记一下流水账。

我从来没记过流水账，因为记了不知道给谁看，自己看好像又没多大意义。其实筑这口井的初衷也不过如此，可好像越筑越成了一面墙，blog倒成了隔阂。今晚我要超越一把。

老家这边果然寒冷，上午十点钟才敢出门。不过阳光还是像砍刀一样剁在我脸上，刺眼的亮光一点也不温暖，倒是像刀刃上的寒光。于是我不看它，只顾往前走。

一年不回家，小镇大变样了。街上莫名的多了几处红绿灯，闪来闪去的。红灯亮了，几个飞扬跋扈的摩托车手，把红灯当猴屁股视而不见，本来迟疑着打算停下来的人遇到了精神领袖，又坚定了信心向前疾走，于是我也跟着奋不顾身的闯红灯，生怕绿灯亮了两侧有人冲过来。

今天户外之行一共有四站：去医院开药、去一个朋友家看他的家人、走访高中对面的小卖店、去一个朋友家看朋友。

这个医院很难找，名字也很难听——叫精神病医院。其实这个医院里并不全是精神病，只是因为有一个精神病专科，而镇上其它医院没有，于是它很容易的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了。看着“精神病医院”几个烫金大字，我挺起胸膛迈着正步走进去，可还是有点不自在。怎么装也不像正常人。闯进医院，拿药，划价。每每轮到我时，四面八方总会伸出几只手把单子送进窗口。我转头瞪时那些人马上看别处。终于挤上了。交完款，收款的护士少找了6毛钱。我说：“大姐，我这药一共多少钱啊？”她马上摸出6毛钱给我，“瞧我这记性，”她冲我乐。由此我判断，这个医院从医生到病人精神其实都非常好。

顺路去看朋友的家人。他妈妈在家。于是我和这个阿姨聊了四十分钟。主要是聊现在北京多不好混和他儿子混的多么好。

没有棉鞋。我的脚像踩在一堆钉子上，大地的温度通过钉子尖儿传递给我。到家时脚已经不听使唤了。

下午，来到原来高中的对面的小卖店。每次回家都要到这里来。读高中时，放了学不想回家，又没有钱去网吧。于是整天盘踞在这个小卖店里。由此也认识了社会上的一些闲杂人等，奠定了我补习的根基。不过我还是愿意往这跑。那时的家，代表着牢笼，代表着束缚。小卖店，代表着蓝天，代表着自由。我总是在这个小卖店获知学校的最新资讯，比如某班的谁谁又打仗了，哪个老师脸又被老婆挠了，校长又贪了多少钱…我们边嚷边笑，搞的小卖店生意不太好。适逢周末，借着去学校看书的由子来小卖店打牌，跟人蹭烟抽，中午一块出去喝酒。下午拿了几块钱去网吧，占一台机子，一堆人轮着玩。你推我搡，自得其乐。高考了，“各奔东西”了——有的奔家里，有的奔补习班。已经N年前的事了，现在每次回家，都要到这个小卖店呆会儿。可惜这里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了——高中改成封闭式学校，然后校长的小舅子在学校里承包了个小卖店。

本来要去一个朋友家，可打电话没有人接。刚到家，朋友来一电话，说他家今天扫房子，叫我明天中午过去喝酒。我一算，回家刚三天，喝了三顿酒。每次回家都要喝酒若干顿，每顿都要一醉方休。人家都说我，快找个老婆管管吧！

不过还好今天没有酒席。吃完了晚饭，躺在床上看书。先看《中国商务之旅——从战略切入》。看了一章，颇有收获，明天把心得整理出来贴上。之后又看了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的第一章。有几段好文字要摘出来：

“若法国大革命永远地重演，法国的史书就不会那么以罗伯斯庇尔为荣了。正因为史书上谈及的是一桩不会重现的往事，血腥的风貌于是化成了文字、理论和研讨，变得比一片鸿毛还轻，不再让人惧怕。”
“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，让我们屈服于它，把我们压到地上。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，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。于是，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。负担越重，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，它就越真切实在。
相反，当负担完全缺失，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，就会飘起来，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，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，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。
那么，到底选择什么？是重还是轻？”
我不想要所谓的沉重的负担。可是，“自由而没有意义”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？不知道。我也不期待。
“那么，到底选择什么？是重还是轻？”我思考了好久。

自己的第一篇流水帐，感觉更像一篇小杂文。写完了。我很舒服，因为我又找到了在深夜里畅快淋漓写东西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好久不在了。